学者对谈如何理解国史书写的“温情与敬意”
中新网北京11月7日电 (记者 应妮)“国史书写的学者写‘温情与敬意’——钱穆《国史大纲》(简体字版)新书分享会”日前在京举办。在钱穆关门弟子辛意云教授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看来,对谈“温情与敬意”是何理以开阔的心胸看待历史,在理解自身文化的解国敬意基础上,实现与不同视角的史书理性对话。
钱穆《国史大纲》(简体字版)新书分享会现场。温情 商务印书馆供图《国史大纲》诞生于抗战最艰难的学者写岁月,彼时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辗转至云南西南联大任教。对谈在民族危亡的何理紧迫感与使命感的驱使下,钱先生利用授课之余,解国敬意于1938年5月至1939年完成此书,史书并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温情《国史大纲》首版出版85年后的学者写今天,适逢钱穆诞辰130周年,对谈商务印书馆推出简体横排版。何理
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经典研究的辛意云教授提到,钱先生在教授“中国史学名著”“先秦思想”等课程时,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以人为本”的精神特质,并教学生评价文化应从“特点”而非“优缺点”出发,各文化都是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独特创造,读书人对此应怀有宽广的心胸。
在谈到钱穆撰写及讲授《国史大纲》的经历时,辛意云表示,在抗战极端艰苦的环境下,先生以笔为刃,通过梳理中华数千年文明脉络,唤醒民族自信与抗战士气,不少读者受此书影响投笔从戎。他还分享了钱先生晚年在台北素书楼的教学点滴,先生眼睛虽已不便,仍坚持在家授课,且对学生关怀备至。
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认为,《国史大纲》以凝练的篇幅精准把握了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,将政治、社会、学术等维度融入文化精神与家国关怀之中,其分量无可替代。他指出,《国史大纲》根本的关怀在于“人”,探讨的是活生生的、历史中的人。它不仅是一部提供专业灵感源泉的史学巨著,更是一部蕴含了天地境界的“大书”。从这部书中可感受到,钱先生是一位“至情至性”的大家,是一个有温度、胸襟开阔的儒者形象。
围绕《国史大纲》中引发广泛讨论的“温情与敬意”历史观,两位学者也展开深入探讨。王东杰表示,不少人将“温情与敬意”误解为放弃客观,但事实上,钱穆这一主张是一种“了解之同情”的研究方法,“温情与敬意”和所谓历史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。在他看来,“温情与敬意”并非盲目赞美,而是先理解历史情境与前人处境,再进行理性审视。
辛意云认为,“温情”是带着同理心的体会,而非单纯的主观偏好;“敬意”则是对历史与文化的尊重,而非盲从。他提到,钱穆先生曾教导学生,看待自身文化应先建立情感联结,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反思,这种“先理解再评判”的态度,既能避免对传统的全盘否定,也能防止盲目复古,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历史认知方式。
本次分享会由商务印书馆与先知书店联合主办。(完)
(责任编辑:探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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